劳特累克《At the Café La Mie》，布面油画，53×67.9cm，1891年
居无定所、衣衫褴褛，终日与艺术和诗歌为伴，闲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……这样的场景似乎只会出现在波西米亚主义者（Bohemianism）的生活里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席卷整个19世纪的波西米亚精神从何缘起？这种标榜反叛、呼吁自由的行为，究竟是哗众取宠还是意义非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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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首，波西米亚狂想曲！
欢迎来到19世纪中叶的巴黎！塞纳河左岸的蒙马特（Montmartre）高地上，作家亨利·缪尔热（Henri Murger）手里攥着刚写成的《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场景》（Scènes de la Bohème）一书，快步走向慕莫斯（Momus）咖啡馆。
那里群英荟萃：画家库尔贝（Gustave Courbe）、诗人波德莱尔（Baudelaire）、小说家威廉·萨克雷（William Thackeray）……他们既是不可一世的天才，又是“波西米亚王国”的忠实臣民。“向自由和无畏举杯吧！”缪尔热激情昂扬地说道。
那时，蒸汽火车正载着欧洲驶入工业化时代，现代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，无数背负着梦想的落魄艺术家蜂拥至巴黎。他们不愿被传统束缚，反抗主流社会所推崇的布尔乔亚式（Bourgeoisie）资本主义享乐，波西米亚精神在这群浪荡子之间发酵。
梵·高《Terrace of a Cafe on Montmartre》，布面油画，49×64cm，1886年
慢慢地，波西米亚（Bohemia）超越了地理标识的概念，它不仅被定义为捷克境内的一个王国，更是指向了一种具有反叛意味的先锋文化。
蒙马特区的煎饼磨坊舞厅周围，20世纪初
在社交网络滥觞的今天，五花八门的咖啡馆一度成为了小资生活的代名词；但对波西米亚主义者而言，咖啡馆更像是能获得身份认同感的安乐窝。
巴黎狡兔酒吧（Le Lapin Agile）的艺术家聚会，20世纪初
从白天到黑夜，伴着咖啡的苦涩香气，文艺青年们在这里交换着彼此的宝藏：或是刚填完最后一笔的画作，或是创作新诗歌的灵感，又或是对时事政治的批判……如果漫步至此，你会与谁相遇？他或她的为人处事又是怎样的特立独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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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无定所、衣衫褴褛？
波西米亚精神在蒙马特高地深根发芽，迅速蔓延至整个欧陆。这群世人眼中太疯癫的艺术家反对资产阶级向往的永久财富，化作天地间的流浪者，宁愿穷困潦倒，也坚定不移地以艺术为精神食粮。
今晚，你一定能在红磨坊舞厅偶遇流连忘返的爱德华·蒙克（Edawrd Munch），他会用亲身经历诠释一笔一画间的疯狂——病故的母亲、罹患精神病的父亲，蒙克的一生几乎都在治愈童年的阴影。爱德华·蒙克《波西米亚人的婚礼》，布面油画，138×181cm，1925年正因如此，他毅然选择了通往波西米亚王国的路。拒绝官方体制的沙龙、从不出售自己的画作，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以超越时代的表现主义色彩著称，追逐着艺术要自由的终极幻梦。
爱德华·蒙克《Death in the Sickroom》，布面油画，134.5×160cm，1893年
如果你在街上闲逛，撞见了一位身材削弱、身着黑衣的男人，那必然是波德莱尔。这位现代派诗歌的奠基者将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抛之脑后，头也不回地奔向了肮脏不堪的左岸。
库尔贝《波德莱尔像》，布面油画，53×61cm，1848-1849年
跟随他的步伐来到现实主义者库尔贝的画室，这里简直是波西米亚主义者的乐园。农民、失业者、妓女、批评家、诗人……无关阶级，这些人以此为家、互诉衷肠。
库尔贝《画家的画室》，布面油画，361×598cm，1855年除了对物质欲望的摒弃，波西米亚主义者还反对上流社会刻板的道德观念。一众艺术家沉溺于酒精和毒品，甚至以此作为灵感来源，梵·高和德加的画中就时常可见苦艾酒的身影；他们还提倡自由的性爱，从生理和精神上肯定人的价值。
德加《苦艾酒》，布面油画，92×86cm，1876年正如库尔贝画室中央站着的那位裸体女模特一样，她既是艺术家的缪斯，又是这个时代自由女性的象征。
在波西米亚的城堡里还住着一位女王，名叫尼娜·哈奈特（Nina Hamnett）——来自威尔士的艺术家兼作家。她是个公开的双性恋，和众多风流才俊保持着开放式恋爱关系；她疯起来会跳到咖啡桌上裸舞，表演名为“地狱”（Hell Of It）的行为艺术。
尼娜·哈奈特与一群艺术家，20世纪初
很快她就成为了巴黎波西米亚区的红人，也是众多画家的模特，艺术评论家罗杰·弗莱（Roger Fry）就曾为她画过像。不仅如此，尼娜还出版了一本书，名为《大笑的裸体》（Laughing Torso），专门讲述她的波西米亚式生活。
罗杰·弗莱《尼娜·哈奈特像》，布面油画，1890年而在法国西北部的瑞士，阿斯科纳城（Ascona）的沃尔塔山（Monte Verità）上，一群追逐兰波（Arthur Rimbaud）诗中“生活在别处”的文艺界人士欢聚一堂，他们的行径可不比尼娜·哈奈特正常多少。
由自我放逐的富家女Henry Oedenkoven、钢琴家Ida Hofmann、艺术家Gusto三人引导，波西米亚主义者将这里奉为“真理之山”（Mountain of Truth）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（School for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）和社群。
领导者Ida Hofmann（左）和Henry Oedenkoven（右）
他们不仅只吃纯天然的食物、只穿质朴无华的服装，还热衷于在野外露天而憩；甚至在万物复苏之时，赤身裸体在河边跳迎春之舞……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，可谓是将波西米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。
不可思议的故事仍在缪尔热笔下继续，小说家威廉·萨克雷也从未停止过讲述。这位坚定的波西米亚主义者在咖啡馆埋头写作，以尖锐的视角成就了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《名利场》（Vanity Fair），批判资产阶级的虚伪与肮脏。
威廉·萨克雷《名利场》书籍封面
由此可见，波西米亚精神实际上是矛盾的：这个团体秉承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理想，试图借此脱离他们所蔑视的社会，却不可避免地用艺术的方式参与其中。威廉·萨克雷《名利场》书籍插图
到了20世纪，波西米亚文化为现代艺术注入了无限活力。从试图在二维平面打破时空限制的毕加索（Pablo Picasso），到以酒精、毒品和女人为乐的莫迪里阿尼（Amedeo Modigliani）……在艺术上，他们都是突破常规的反叛者与革命家；在生活中，又都完美继承了波西米亚式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态度。
莫迪里阿尼《Jeanne Hebuterne with Hat and Necklace》，布面油画，164.52×137.1cm，191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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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自由和无畏举杯
波西米亚主义从巴黎走出，随着二战后世界艺术中心的转移，在美国摇身一变化身为嬉皮士（Hipster）文化，造就了“垮掉的一代”（Beat Generation）——他们以浪迹天涯为乐，蔑视一切世俗陈规和资本统治，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，憎恶工业文明，永远都在寻求新的刺激。
摇滚音乐剧《毛发》表演现场（上）；詹姆斯·雷达和杰罗姆·罗格尼（下）
那是叛逆、疯狂又热血沸腾的60年代：披头士（The Beatles）和鲍勃·迪伦（Bob Dylan）用音乐为越战和平权运动发声；百老汇演员詹姆斯·雷达（James Rado）和杰罗姆·罗格尼（Gerome Ragni）写下了摇滚歌剧《毛发》（Hair），用污秽粗俗的台词号召和平与解放；迷幻艺术家们（Psychedelic Art）通过实验电影、街头涂鸦和出人意料的光影秀，诉说着对主流社会的不满……
“爱之夏”运动，在音乐节上表演的Jefferson Airplane乐队，1967年
“如果你来到旧金山，记得头戴几朵花。对于那里的人来说，夏天将会充满爱。”当史考特·麦肯锡（Scott Mackenzie）唱响这首《旧金山》（San Francisco）时，波西米亚精神在加州的“爱之夏”（Summer of Love）运动中被升格为信仰。
“爱之夏”运动中头戴鲜花的嬉皮士，旧金山，1967年那是一个浪漫到不真实的夏天：在旧金山的海特阿希贝瑞（Haight-Ashbury）地区，数十万嬉皮士聚集于此长达四个月。他们自愿提供免费的生活补给和医疗服务，每天载歌载舞，好似回到了无拘无束的原始社会。直到人口超载、公共秩序失控、疾病横生，嬉皮士们自发演出了一场模拟的葬礼，“爱的夏天”才宣告结束。
虽然天堂最终陷落了，它的光环却不可磨灭。1967年之后的三年，嬉皮士艺术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了美国。无论是反对越战的著名口号“制造爱，而不是战争”（Make Love, Not War），还是石墙运动（Stonewall Riots）中飘扬的彩虹旗，这些波西米亚精神的后继者永远都是斗争的主角。
不久前，英国艺术家大卫·霍克尼（David Hockney）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波西米亚主义早已消亡。”这是一个时代的陷落，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覆灭。
今天，狂热的消费文化挟持了整个艺术世界：为利益所驱动的低质量展览层出不穷；拍卖行的无数次落槌不断刷新着艺术品的纪录，却鲜有人关心背后的故事；画廊早已建立完备的资本体系，艺术家的创意被当作商品售卖……
那么何处能寻得波西米亚精神中的先锋与反叛呢？无心之人只会与其擦肩而过，独具慧眼的观察者总能时刻与之同行。无论世事变迁、斗转星移，波西米亚精神始终都浸润于伟大艺术家的血脉中，因为他们的作品不仅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，更能向自由和无畏举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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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编辑、文/蔡雨彤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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